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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将热血沃陇原

——记中共导河特支委员傅琇的坎坷人生

2019-09-19 来源:未知  记者:●王维胜  点击数:

    

                          傅琇                       傅琇之妻黄晓霞


   临夏是一片浸染着革命先烈鲜血的红色土地。在风雨如磐的漫长岁月里,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的独立、祖国的强盛,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生死相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谱写了英勇壮丽、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在这些逝去的先烈当中,导河特支成员、临夏州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傅琇的事迹感人至深。 

    傅琇,字莹斋(1907年12月3日—1959年7月23日),乳名元吉。出生于临夏县三角乡辛傅家村一户农家,父亲傅子明熟读四书五经,写一手小楷毛笔字,精通珠算,善习武。平时务农、闲暇时跟随商贾当脚夫,兼做生意。傅琇三岁入私塾,但他对私塾科目并不感兴趣,多次要求上新学,于是傅子明将他送进凤林学堂学习国文、算术等新学科目。学堂离家较远,傅琇常由家人用骡马接送。由于他肯用功,成绩优秀,经常受到授课先生的表扬。在凤林学堂,傅琇跟杨永清成为好友。杨永清字松轩,系临夏县红台乡果园山人氏,早年迁居河州城忠诚路,体质健壮,喜欢音乐、美术。 

    1922年,傅琇和杨永清同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甘肃省立兰州中学(兰州一中前身),分在同一班级。在兰州上学期间,傅琇接受的新思想、新文化比较多,特别是男女平等、妇女自由的思想。1924年寒假期间,傅琇与罗氏完婚。与罗氏相处,不带夫权思想,相互尊重、相互体贴,感情如笃。 

    1925年,傅琇和杨永清中学毕业,下半年,又同时考入了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时逢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受李大钊委派,随冯玉祥西北军刘郁芬师一起来到兰州,很快与先期回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1925年冬,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诞生,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为委员,党员有贾宗周、寿耀南,邱纪明、李印平等。而傅琇就读的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正是贾宗周、寿耀南、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员努力倡办起来的。宣侠父、钱崝泉等许多共产党员在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担任教官,他们向学生灌输新三民主义思想,傅琇等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北京等地寄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1926年1月,在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毕业前夕,傅琇和杨永清由钱清泉、贾宗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地下党员。 

    1926年2月,傅琇分配到国民军十三陆军任政治教官,兼营文书,驻防在平凉、天水一带。他经常在官兵集会上作政治讲演,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情况。同年夏天,傅琇从平凉调到第二国民革命军第二师驻临夏第三营。 

    1927年2月,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区委通过时任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派胡廷珍、王孝锡、马凌山、保至善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前往兰州。胡廷珍等在兰州立即着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同年4月,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在原中共甘肃特支的基础上恢复成立,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1927年4月,胡廷珍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到导河(今临夏)视察,借此机会与当地驻军赵席聘部政治处主任李印平等共产党员取得联系,组织成立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指定负责人为李印平,支部成员为杨永清、李永泰、傅琇。 

    导河特支由李印平为书记,他是北京人,也是临夏地区的第一位外地党员。在导河特支成立的同时,以凤林学堂为基础,迅速成立了“青年社”,发展了鲁成朋、牙含章、李建章、石珊、魏秉仁、王砚山及凤林学堂教师邓豪杰等诸多进步青年入社;编辑石印版刊物《工农之声》,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等,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凤林学堂开办唯物史观讲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山陕会馆演出《斗地主》等活报剧,使封闭的古城风气为之一新,在社会上震动很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江浙财阀和上海的流氓组织,突然袭击上海总工会,解散工人武装,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发生后,兰州城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新陇日报》头版便登出了《共贼胡廷珍、王孝锡等煽惑兰州青年,应该驱逐出境》的文章,随后刘郁芬按照冯玉祥的命令开始清党。 

    1928年7月,刘郁芬看到杨永清、傅琇在刊物上大骂巡警的文章,终以“反共势力,甚嚣尘上”密电逮捕杨永清、傅琇等四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驻导河国民军二师突然行动,在军营中将杨永清、李剑虹二人逮捕,还抓了23名青年社成员,傅琇因回家幸免于难。傅子明跑脚户经过县城,得知急情,立即奔赴北塬辛傅村,让傅琇赶紧逃走。傅琇刚刚离开导河地界,军警直扑北塬辛傅村,未抓到傅琇,军警又返回到河州城鼓楼下坡傅子明家抓捕,他们牵着大洋狗,大呼小叫到处搜寻,家里的值钱东西全部查抄一空。他们还将大马刀架在傅琇父亲、母亲的脖子上威逼交出傅琇,傅母当场吓瘫,倒地身亡。为了交差,军警将傅子明抓去顶数。 

    傅琇离开导河到平凉,躲藏在城郊李佳家中。李佳是省立第七师范进步学生,傅琇驻防平凉时,曾多次参加平凉特支在歇马殿举行的秘密活动,两人由此结识并成为好友。李佳家境殷实,前后套院,前院住人,后院种菜,家里雇有短工,其父为私塾先生,为人和善。他腾出后院,让傅琇和他的儿子住在一起,对外封锁消息。傅琇躲避了半月,准备返回临夏。 

    不料动身时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全身冒汗、发抖,李佳父子连忙将他送到一家私人西医诊所动手术。手术费大洋20元,好心的李佳父亲慷慨解囊。但是,因诊所医疗条件差,加之当晚在油灯下动了手术,消毒不严格,病情转成为慢性阑尾炎,傅琇只好暂住在他家后院养病。此时,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田昆山派亲信张彬到平凉,与陇东镇守使陈毓耀(陆军中将)联手清党。查封了《新陇民报》社。为防不测,李佳父亲将傅琇和他的儿子转移到乡下他的好友家。傅琇在这里隐姓埋名三个多月,身体逐渐痊愈。此时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深更半夜地搜查拘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尤其对外地来的人盘查很严,形势更加严峻。傅琇便辞别李佳父子,潜回临夏。 

    傅琇到临夏后方知军警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消息,胡廷珍被通缉,家产被抄。导河特支书记李印平没有抓到,不知去向。杨永清、李剑虹还有20多名进步青年都被抓走,押送到兰州军法处关押。更使傅琇痛心的是他家被抄、父亲被抓。官方放出风声,说只要傅琇自动投案,其父才能放回。 

    傅琇寻找党组织,党组织却受到严重破坏,自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成了一只孤雁。此时马仲英第二次围困河州城,自己又回不了家,他在想: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父亲,这个家就散了,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父亲。目前情况下,不如先救出父亲,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于是,他到兰州军法处自动投案,换出了被羁押的父亲。 

    傅琇自动投案,兰州军法处欣喜若狂,认为抓住了一条大鱼,是清党的重大胜利,并在报纸上大肆宣扬“共匪傅琇自动投案”云云。 

    兰州军法处对傅琇进行了严酷的审讯,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傅琇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审讯时,敌人还让杨永清与他当堂对质,妄图取得口供,达到将导河共产党人一网打尽的目的。傅琇经受了揭背花、压杠子、老虎凳等酷刑,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始终紧咬牙关,除了承认自己跟杨永清是同学、战友外,没有透露半点有关导河特支的秘密,保护了同志和战友。 

    而此时,陕西旬邑暴动失败,特务机关向甘肃发来密电,声称中共甘肃头目胡廷珍潜来河州,严令捉拿。军法处根据上述密电,审讯时设法让傅琇承认与河湟起义首领马仲英有瓜葛,这样就有了共产党操纵制造河湟事件的依据。但是,傅琇拒不承认马仲英的起义与自己有任何关联。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军法处无耻地认为:无论傅琇是否承认与河湟事件有关,只要公诉人认定,即可认定马仲英起义是由傅琇等人蛊惑的,也就有了共产党操纵这么一说。兰州军法处提出将傅琇等人公审,强迫他们承认“共产党是鼓动马仲英造反”的罪魁祸首,并准备极刑处置。不料此事传到时任兰州保安司令马麟的耳中,马麟说:“马仲英造反起事于西宁时,仅有七人,为大家所知,我也完全明白,与河州的汉民尕娃有啥关系?你们放了就没事了。”有了马麟的话,军法处只好将这个案子搁置起来。 

    傅子明听到这个转机的消息后,立刻将北塬上的地卖掉,寻找曾一同上过私塾、关系较好,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邓隆帮助。在邓隆的担保下,军方将傅琇移交给兰州地方法院。兰州地方法院对傅琇案子经过审查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从羁押之日算起。 

    河州名士王箴在《龙蛇泪痕》记载:“邑人杨松轩,李和琴、傅琇等三个,前因共产嫌疑,搜捕解省,拘押年余。绅士刘应风、鲁效礼、雷文奎、何全忠、范其育等十余人,谓其少年冒从。迄今若辈在狱,每对人言泣下,自怨自艾,愧悔无地,恳赵军长转省政府,恩准开释,予以乍新之路。能否幸邀宽典?尚不可知云。” 

    在兰州监狱,由于傅琇是政治犯,不许放风,一直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只点着一盏小煤油灯。由于长期见不到太阳,他的头发全部脱落。羁押期间,犯人的饭由家属送。但是,临夏与兰州相距甚远,傅子明没有办法送饭,最后决定由在兰州做馍馍生意的侄子傅焕逢周二、五送饭。据傅焕的儿子傅永才回忆,那时他仅有七、八岁,父亲(傅焕)给他背了一个大锅盔,母亲拿着一个大锅盔,每次送饭都是他们母子二人前往。他所看到的傅琇就是一个小伙子,有时候傅琇还逗他玩。 

    傅琇在狱中并不气馁,经常锻炼身体,在小屋内跑圈、打拳。他还向傅永才母子要废报纸、墨汁、红土等,练习毛笔字,特别是大楷字。经过三年的牢狱生活,傅琇于1931年10月刑满释放回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母亲被吓瘫过世,爱妻罗氏因受煎熬永远离开了他,女儿也因无人照料早早离世。后来,在杨永清、李翰园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介绍了胡廷珍三妹胡璇芝的女儿黄晓霞为妻。 

    胡璇芝的丈夫黄国祥早年上学期间,也是青年社成员,是进步青年。后来去宁夏工作,不幸因病逝世,尸骨都没有运回来。 

    傅琇因有被捕的前科,在甘肃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在傅子明请求下,邓隆又一次出面,让时任青海省财政厅厅长的胞弟邓冕在政府给傅琇谋了一个秘书的差事。1934年青海省成立土地局,傅琇调升任为科员秘书,办理主要业务,1937年升任第一科科长。1940年6月任乐都县县长,1943年任省地政局(相当于税务局)副局长。 

    1948年2月,杨永清一家从临夏迁往兰州,其在一家被服厂工作。此时,牙含章(曾经是导河青年社骨干成员)奉陇右地下工委指示到兰州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跟杨永清接头,恢复了他的党籍。杨永清在被服厂和维新公司面粉厂临夏籍工人中发展了4名党员,建立了支部,杨永清任支部书记。4月初,杨永清带领陇右工委的一名同志秘密前往西宁找傅琇,商讨恢复傅琇党籍和在西宁建立地下党组织的有关事宜。据傅琇长子傅国璋根据母亲回忆出版的《我的父亲》一书:“1949年4月初的一天,杨松轩和另一位从来没有到过青海的人,专程秘密来西宁找父亲。第二天上午,父亲未去上班,欣然将二位悄悄地带到家中,把院子的大门从里面锁上,不让任何人出入;同时也不让母亲、外祖母、二大妈等人靠近北厢上房半步。他们三人在北厢上房从上午十时一直谈到下午一时,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上房密谈’。密谈结束后,母亲给他们做好了午餐,他们和颜悦色、谈笑风生地用完了餐。杨松轩还和母亲寒暄了几句到西宁后感受之类的话,外祖母表示出了感激之情。由于形势紧迫,上房密谈的内容父亲从来没说过,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文中提到的“外祖母”,即胡廷珍的三妹胡璇芝,“母亲”即胡廷珍的外甥女黄晓霞。

    但是,马步芳军阀集团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一方面穷兵黩武,决定在兰州与解放军进行决战。另一方面,为防止后院起火,发布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布告》,在甘肃境内大肆抓捕共产党员。由于叛徒的出卖,兰州战役打响前夕,临夏旅兰支部受到破坏,地下共产党员杨永清、侯巨卿、黎世祥、牙克新、朱亮等惨遭杀害、活埋,2000多名进步人士被捕、处决。消息传到西宁,立刻引起傅琇警觉,他迅速疏散家属,“秘密”移交给大通县后子河乡的亲戚杨满堂,让家人分散在后子河乡尕庄村、景阳乡山城村等躲藏。傅琇自己以下乡出差的名义转移到互助、门源一带,时刻暗中观察西宁、兰州方向的动态。 

    不料,青海特务机关已经接到兰州方面的情报,称地下共党分子杨永清等曾潜入过西宁,清查与杨永清接触的人员。特务很快查出了杨永清与傅琇接触过,但此时的傅琇远在互助、门源一带。 

    此时,兰州战役已经打响,马步芳集团已成强弩之末,但仍然顽固不化,加紧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其亲戚、省地政局局长马继融立即逮捕傅琇。 

    8月25日,马继融派遣专人到互助南门峡,给傅琇送来一封信。大意是:8月22日,青海军在兰州大获全胜,请他速回局里,召开庆祝会。傅琇看后觉得非常奇怪,与马继融这个奸诈小人共事6年,从未在自己下乡工作期间来过信,今天为这件小事,还专程派人送信,太奇怪了!送信的人是局门卫的郭师傅,傅琇把他叫到跟前询问了西宁、兰州等地的情况后,便给马继融回了一封信,就说工作忙回不去,不能参加庆祝会。 

    马继融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8月29日,他又专程派郭师傅给傅琇送来的一封信,大意是:兰州已被解放军在27日占领,要他迅速回西宁,飞机已准备好了,一起到重庆去。傅琇看完信后,马上判断出:这是一个大骗局,坐飞机到重庆去,说破天也轮不到我傅琇。但是,为了稳住马继融,傅琇仍以工作忙为由,暂回不去为内容给马继融写了回信。 

    随着西北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西北,战争形势的急遽变化,这让马继融等人自顾不暇。8月31日,马继援、马步鑫、马全义等人并家属乘飞机逃离西宁,到香港去了。9月5日,解放军进驻西宁,青海宣告解放。傅琇在互助南门峡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9月8日,他迅速组织清丈队满怀信心地撤回西宁,迎接解放。 

    1958年,傅琇含冤入狱。1959年7月,因看守所城墙倒塌,傅琇被压身亡,享年52岁。1980年3月21日,傅琇平反昭雪。 

    大革命时期,甘肃曾掀起过一段革命高潮,但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惨遭杀戮。傅琇作为中共导河特支的重要成员,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负责在导河发展党员,组织青年社,发展进步青年。他两次入狱,经受酷刑,但他始终初心不改,以坚定的信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 

    傅琇是临夏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临夏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为党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是优秀的地下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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